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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孫中山大亞洲主義[1]及戴季陶我的日本觀[2]

 

第一章:前言

第二章:孫、戴二人的生平簡述

第三章:孫、戴早期的日本經驗與他們的日本觀之關係

第四章:孫中山大亞洲主義之內容大要

第五章:從大亞洲主義論孫中山的日本觀

第六章:戴季陶我的日本觀之內容大要

第七章:從我的日本觀論戴季陶的日本觀

第八章:孫、戴二人的日本觀相異之處及原因

第九章:孫、戴二人的日本觀之我見

第十章: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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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漢書-地理誌》中記載: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件云……指出了中國及日本早於大約二千年前便有正式往來。到了隋、唐二朝,日本派出了「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國進行交流。在此期間,中國的文化傳入了日本,中國因而被視為日本文化之祖國。當日本人吸收中國文化時,他們把中國文化作出了調整,成為了他們自己的文化。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明治維新」運動後,日本開始吸收西方文化,並吸納了西方的擴張主義、霸權主義,因此形成了日本侵略其他國家的開端,先是侵略朝鮮、後是侵略中國。這令到近代的中日關係變緊張起來。到了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擊敗中國後,令長久輕視日本的中國士人,雖然帶有懷恨之心,但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日本的明治為新是成功的,因而他們重新評價日本,而且還興起了留學日本的風氣。這情況使中日兩國在緊張的官方關係下,民間的交流仍然頻密。

 

        本文的主角之一戴季陶,便是在這個時期前往日本留學的留學生;而另一位主角孫中山,則是在日本得到了各界人士在革命運動方面的支持及協助。由於他們二人在日本的經驗有所不同,所以他們對日本的認識及見解均有所不同。

 

        本文會先講述孫、戴二人的基本背景,以及他們早年在日本的經過,其後會集中處理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及戴季陶的《我的日本觀》的歷史資料,最後會以這兩篇資料為本,說明孫、戴二人日本觀的不同之處,以及由歷史發展去評價他們的日本觀。由於本文只會著重於孫、戴二人與日本的關係,所以有關二人在中國的史實,則不會詳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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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1866-1925)幼名帝象,學名文,字德明,號日新,後改號逸仙,旅居日本時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孫中山出生於18661112日翠亨村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1876年入村塾讀書,1878年到檀香山讀書,1882年時回國。1886年至1892年期間,先後在廣州、香港學醫。畢業後,在澳門、廣州行醫,並致力於救國的政治活動。1894年上書李鴻章,力陳改革之必要,但不獲回覆。於是,他再赴檀香山,於同年11月創立「興中會」,並在此時結識了首位日本朋友菅原傳[3]1895年在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與陳少白一起逃亡到日本,其後他再赴壇香山、香港[4]、三藩市、紐約、倫敦[5]、加拿大等地,考察及研究歐美的政制,並完成「三民主義」思想體系之初階。

 

        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有系統地提出其「三民主義」思想。到了19111010日發起了的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支持革命派並宣佈獨立,結果「辛亥革命」成功,中國第一個共和政體「中華民國」成立,滿清政府於19122月倒台。


   孫中山在19121月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同年4月卸大總統職後,他致力於經濟建設的宣傳。由於袁世凱上任大總統後,陰謀復辟帝制,所以孫中山乃於1913年發動「二次革命」反袁,但失敗,因此被逼流亡日本。在1914年,他於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1917年,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組織中華民國軍政府,被推舉為大元帥,開展護法運動。1919年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並出任總理。1921年,非常國會於廣州成立了中華民國政府,孫中山再任大總統。1923年,孫中山第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復任大元帥。同年接受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議,決定實行「國共合作」,以推進國民革命。1924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並重新解釋其三民主義。同年秋,他在日本神戶發表了《大亞洲主義》的演說。其後,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孫中山應邀北上,共商國是。1925312日,孫中山於北京因肝癌逝世到了1940年,國民政府為了表揚孫中山先生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因此通令全國,尊稱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

 

        戴季陶(1890-1949),名傳賢,字季陶,在日本時筆名散紅、在中國時為天仇。他在18901126日生於四川廣漢。1902年入讀東遊預備學校[6],期間跟隨了東文學堂的日藉老師服部操[7]學習日文,此為戴季陶的日語水平奠下了良好的基礎。1903年入讀客藉學堂高等科,1905年留學日本師範學校,1907年轉入日本大學修讀法科,但因家貧而未能完成大學課程,所以於1909年回國。1910年,先後在《上海日報》及《天報》任編輯,但翌年因文字獄被滿清政府拘捕,後成功逃亡前往日本長崎,兩週後潛回中國,其後又去了南洋檳榔嶼,經雷鐵崖、陳新政等友人介紹下,加入了同盟會。武昌起義後,他返回上海,與周少衡組織《民權報》。1912年,被孫中山任命為其機要秘書後,經常與孫中山出訪日本。1914年,他與孫中山一同逃亡到日本[8]1916年返國後,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1917年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的秘書長。1919年,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週刊,對社會主義和勞工問題均有一些研究。1924年,他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並出任中央宣傳部長,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長等職。在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先後發表《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文章,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的政策,成為國民黨內的右派理論家。1927年,協助蔣介石策劃「四一二政變」,並於同年編寫了一本,被中、日學界譽為通論近代日本文明三大著作之一的《日本論》[9]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後,長期充當蔣介石的智囊及國民黨的文膽,並歷任國民政府多個委員會的委員、考試院院長等職。自1941年起,身體日壞,但仍積極於政府工作。到了1948年,他改任國史館館長。最後他於1949211日,在廣州病逝(中國大陸的書籍則說是自殺)。後來在蔣介石的特許下,為他舉行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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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戴二人雖然同樣與日本有很大的淵源。但由於兩人早期在日本期間所接觸的日本人層面不同,所以令他們對日本產生了完全不同的觀感。本章會就他們在日本時的所見所聞作出簡介。

 

        孫中山長期流亡海外,他幾乎走遍了全世界,尋求各方人士對革命事業作出支援。而日本是和他關係最密切的國家。自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第一次流亡到日本起計算,孫中山曾先後十四次進出日本。每次居留時間或數日、數月、數年不等,累計達九年之久,換言之,孫中山自1895年到1925年,約有三分之一是在日本渡過的,因此他稱日本為第二故鄉。

 

           孫中山在1895年到達日本後,透過菅原傳結識了很多來自政界、財界、軍界、學界、以及一些大陸浪人[10]。當中包括了不渝全力地支持他進行革命運動的宮崎滔天[11]、梅屋莊吉[12];在惠州起義中犧牲的山田良政;多次為革命軍籌集軍械的萱野長知:以及在財政上支持孫中山革命運動的犬塚信太郎;協助他從事革命事業的犬養毅[13]、平山周[14]等真誠支援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日本人。其後,孫中山以日本為基地,創辦《民報》,創立「中國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以及發動反清和反袁武裝起義等。以上便是孫中山早年的日本經驗。

 

        孫中山在1894年《上書李鴻章》的上書內容中指出:「顧我中國仿效西法,於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方言各館,水師,武備諸學堂;裕財源,則闢煤金之礦,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鐵路,已先後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這已顯示了早於1894年,孫中山已深信,由於明治維新的令成功令日本變得強大,所以中國的改革必須要以日本明治維新作為學習及參考例子,並且要在日本的協助下,才能事半功倍地進行改革。加上,他所認識的日本朋友,大多是認同他的革命理念,當中更在人力及物力方面向他作出支援。所以他對日本人在中國改革、甚至在「興亞」所扮演的角色上,有一定程度上的憧憬及不切實際的幻想。

 

        戴季陶的日本經驗始於1905年。他到達日本後,十分努力去提升自己的日文水平,不出一年,他的日文水平大有提升。戴季陶在日本,首先是入讀日本師範學校,1907年轉入日本大學修讀法科。在日本大學修讀法科期間,戴季陶認識了一些中國留學生如謝健[15]、胡政之[16]、金銳新、楊子鴻等人,並成為好朋友。在此期間,戴季陶與朋友們朝夕相對,經常在住處橫濱旅館內一起談天,上至天文國事,下至吃飯,無所不談,氣氛十分自由。他更與謝健、金銳新、楊子鴻三人,自號為「橫濱四友」,可見他們的關係密切。

 

        在東京時,戴季陶經常前往圖書館,選讀了很多由日本人寫的漢學著作,讀完後他會對這些著作作出評價。而他亦以「散紅」為筆名,編寫散文、小說等文章,投稿當地的報章。到了1908年,戴季陶與楊子鴻、胡霖等人,在日本大學組織了中國留學生同學會,並出任會長。而在日常生活方面,由於戴季陶的日文了得,而且很愛四處閒逛,因此他識到不少日本朋友,並與很多日本人交往。另一方面,由於戴季陶是有俊逸的豐采,而且又文質彬彬,所以贏身邊同學的喜愛,也令不少女子暗懷方心。而他也結交了不少異性朋友[17],並培養了他的浪漫性格出來。

 

        可是,由於戴季陶是自費留學,所以他沒有錢。而他在橫濱旅館的宿費,通常拖欠數月。留學之初,由於旅館的老闆很賞識他,所以並沒有逼他繳交欠款,而且還給他零用錢。但久而久之,欠款變得巨大,旅館老闆支持不住,便開始催逼他還錢。雖然謝健在財政上勉強幫到戴季陶,但不久,戴季陶最終也支援不住了,唯有在未畢業的情況下回國,時為1909年。

 

        民國成立後,他當上了孫中山的機要秘書。並在1913年,與孫中山一起出訪日本,並在孫中山與日本首相桂太郎會面期間,權充孫中山的日文翻譯,此為戴季陶接觸日本政治之始。在流亡到日本期間,他更為犬養毅助選演講。在1916年,他在袁世凱死後,返回中國。在往後的日子,他被孫中山指派往日本,並與田中義一、秋田真之等日本軍方人士會面。

 

        而戴季陶留學日本最大的得著,是他學了一口極為流利的日語[18],這為他日後在民國政府的仕途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另外,他在組織中國留學生同學會時,充份顯現了他的組織能力。最重要的是,戴季陶在留學期間結交了不少來自不同階層的日本朋友,加上他閱讀了不少由日本人著作。以上兩點,令他透徹瞭解到日本人的民族根本性格之特徵。此舉對他的日本觀,以及其日後的重要著作《日本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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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亞洲主義》為孫中山在19241128日於日本神戶,對《神戶商業會議》、《神戶新聞》、《神戶又新日報》、《大阪每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的一篇演說這亦為孫中山的生命中,最後一篇在日本的演講。根據記載,孫中山在演講結束之後,在座約四千名日本聽眾掌聲雷動,並大家揮舞帽子高呼「萬歲」。其實,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13年,他在東京「東亞同盟會」的一次演講[19]中首次說出「大亞洲主義」這個概念,他說:「亞細亞者,為亞細亞人的亞細亞也。中日兩國人民,互為親交……亞細亞之和平,亞細亞應有保持之義務;然中國現在則欠乏維持之實力,故日本之責任,非常重大……日本為亞細亞最強之國,中國為東方最大之國;使此兩國能互為提攜,則不獨東洋之和平,即世界之和平,亦容易維持,蓋無可疑者云云」[20]。在此演講中,我們可以看見孫中山的提倡是:為了令亞洲和平,所以中日兩國應互相提攜,為亞洲的和平作出努力,籍此振興亞洲的聲勢及國際地位。由此可見,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思想,早於當時已經萌芽。

 

        《大亞洲主義》的「大」字,意思並不是指中日兩國要在亞洲獨大,而是「大一統」[21]這是以漢儒解釋經傳之方式去解釋「大」字。孫中山說這演講的目的,是期待中日兩國可以互相提攜,去團結全體亞洲人民,對抗西方的入侵,以提升亞洲人民地位的,而亞洲各國要以仁義關懷作為東方王道文化的干城,為謀求亞洲各民族的團結、和平及繁榮作出努力。另外,他還勸告日人在吸取西方的知識時,要緊記東方王道文化精神,勿為西方霸道文化所誤

 

        我們可以把《大亞洲主義》的演說分為四個重點部份。首部份在全文的第一段,這段的重點在於開宗明義拋出了「大亞洲主義」這命題。並描述亞洲各民族的文化背景和亞洲各民族在近百年的遭遇,以作為全個演說及命題的起點,他這樣說:「今天大家定了一個問題,請我來講演,這個問題是大亞洲主義……亞洲就是最古文化的發祥地。在幾千年以前,我們亞洲人便已經得到了很高的文化。就是歐洲最古的國家,像希臘、羅馬那些古國的文化,都是從亞洲傳過去的。我們亞洲從前有哲學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倫理的文化和工業的文化。這些文化都是亙古以來,在世界上很有名的。推到近代世界上最新的種種文化,都由於我們這種老文化發生出來的。到近幾百年來,我們亞洲各民族才漸漸萎靡……到了歐洲的各民族發揚和各國家強盛後,他們的勢力更漸漸侵入東洋,把我們亞洲各民族和各國家,不是一個一個的消滅,便是一個一個的壓制起來。」[22]

        全文的第二部份,是演說的第二至第五段。這個部份,說出了孫中山的「興亞」思想。他對進入了世界強國的日本,寄予厚望,並充分的肯定。他指出,日本在國際間贏得地位,是亞洲人的驕傲,這令到亞洲人醒覺要效法日本,發奮圖強。而中國、印度等所有的亞洲國家,亦可以日本的後塵,一起向帝國主義爭自由,亞洲是充滿了希望的。另一方面,孫中山指出中日兩國作為亞洲最重要的國家,應該互相提攜,互相團結、合作,以保護亞洲各民族及文化。而亞洲的衰弱,已走到了極點,其已面臨一個轉機的關頭。他強調中日同屬亞洲文化圈,共同的文化可將它們的命運結合在一起。所以,他堅信亞洲可以聯合起來。他這樣說:「日本也是歐洲的一個殖民地,但是日本的國民有先見之明,知道民族和國家之何以強盛與衰弱的關鍵,便發奮為雄,同歐洲人奮鬥,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把日本變成一個獨立國家。自日本在東亞獨立了後,於是亞洲全部的國家和民族,便另外生出一個大希望……要脫離歐洲人的束縛,不做歐洲的殖民地,要做亞洲的主人翁……在亞洲東部最大的民族,是中國及日本……我們亞洲東方的各民族,也一定要聯絡的……就是耍恢復我們亞洲從前的地位[23]

        在第三部份,即演說的第六至第十一段,孫中山把「大亞洲主義」帶到了東西文化的層面,這部份的重點,第一是著眼於東、西方文化衝突的問題,他認為「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換言之,這衝突是亞洲的「王道」文化及西方的「霸權」文化的衝突。他強調,「大亞洲主義」並不是以亞洲獨大的霸權主義,而是在於儒家的「王道」[24]思想。亞洲人「講王道」,就是主張仁義道德,以正義公理去感化人,而西方「講霸道」,就是主張功利強權,以槍砲去壓迫威脅人。孫中山也對亞洲文化抱肯定與希望的態度,反對全盤照收西方文化的論調與亞洲文化虛無論。他認為,亞洲文化的落後是一時的,其豐富的文明底蘊與崇高的人文資質,可以令亞洲復興在望,更可以向世界宏揚亞洲文化精華中的王道思想。為此,他在提出復興亞洲文化的觀點他這樣說:「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文化以王道為中心,西方文化以霸道為中心。講王道的,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的,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要講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25]

        而到了最後一部份,即演說的最後一段。孫中山說明了「大亞洲主義」的最終目標,是聯合亞洲各個民族,對抗西方帝國主義及霸權主義入侵,並維持亞洲自己的固有文化。而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日本多負些責任,盡些協助亞洲民族獨立所以他義正辭嚴地對告誡日本人,要以王道文化對待亞洲各民族,而不要以西方帝國主義及霸權主義對待其他民族。他這樣說:「我們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結果,究竟要解決甚麼問題呢?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要為()壓逼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問題……我們現在提出來打不平的文化,是反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眾和平等解放的文化。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突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26]

 

        雖然孫中山在《大亞洲主義》演說的動機,是真誠地希望亞洲可以強大起來。然而,到了1930年代,《大亞洲主義》的思想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國的「代理人」汪精衛扭曲成為「中日親善」、「中日合作」、反對歐美,並把日本侵略亞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劣行合理化。此舉引起了很多學者群起指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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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亞洲主義》為孫中山晚人生最後階段的演說。如果我們從《大亞洲主義》去看孫中山的日本觀的話,我們可以了解到,由1913年到作《大亞洲主義》演說時,他仍然認為日本以區內最強的國家,日本可以與中國聯手,在「興亞」方面,作為帶領亞洲各民族的角色。而在他作《大亞洲主義》演說時,他對中日攜手去重興亞洲的希望,抱有一線希望。

 

        部份學者[28]認為,孫中山在1919[29]前,孫中山對日本的帝國主義根本不了解,所以到了1919年後,孫中山對日本觀感起了根本的轉變;亦有學者[30]認為,孫中山對日本的觀感沒有改變,但只是改變了對日本的策略[31]而已。本人認為,孫中山對日本的觀感並沒有什麼根本的改變。只是隨著期後事情的發展,漸漸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當權者的思想,令他對日本的實現「大亞洲主義」及「興亞的」希望越來越少而已。是實上,他了解到日本的當權者都抱有霸權主義、軍國主義及脫亞入歐的思想。而他對日本在「興亞」方面可扮演的角色上,亦有透徹的了解。然而,由於在1910年代早期前,孫中山在日本認識了不少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朋友。而1913年,與日本首相桂太郎會面時,桂太郎同意不侵略中國、日中兩國互相提攜,以保障東半球的和平、以及同意袁世凱為孫中山及中華民國之敵[32]等。這次會面後,令孫中山十分鼓舞[33],使他在當時排日風氣強盛的情況下,仍然向記者講日中提攜的大亞洲主義。在此時期,孫中山對日本是充滿期待的。

 

        但到了1915年「二十一條」到1919年的「巴黎和會」時期,孫中山對日本當權者之霸權主義、軍國主義思想認識加深。令他對日本當局批評的次數增多,用詞亦越來越激烈。這使孫中山在1924年,當他演講《大亞洲主義》時,他了解到日本已堅決「脫亞入歐」,以及逐漸走上西方霸權主義的道路。另外,由當時日本政府對他的態度[34],他亦了解到中日提攜、「興亞」及「大亞洲主義」思想,日本的當權者已再聽不入耳。因此,他更加清楚了解到日本人的真正想法。但他在中日提攜,實現「大亞洲主義」的問題上,仍然抱有希望。所以,在他演說的最後一段中,對日本邊指責邊勸喻地說:…… 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由此可以知,到孫中山已明白到中日合作實現「大亞洲主義」的希望差不多幻滅,但他對日本未完全失望,並期望日本會回心轉意,與中國同心合作,振興亞洲。所以本人認為,孫中山對日本的態度並沒有所謂「根本」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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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章節,本人會集中討論戴季陶《我的日本觀》一文。《我的日本觀》在1919 81日載於「中外日報」第1卷的1號中。其寫作目的是透過對日本種種的研究,去找出日本不同社會階層的特徵,從而探討促成日本對華侵略政策之原因及責任問題,並探索日本未來的發展。戴季陶本身是一名「日本通」,對日本人的特性及社會階級文化瞭如指掌。事實上,在《我的日本觀》一文前,戴季陶對日本人的特性及當權派的批判十分獨到,而且一針見血。他早於1910年,已經洞悉到日本侵華之步驟,他說:「……今日(日韓)合邦之論,則滅國而更滅其種之第二步手段。韓亡則滿州亡,滿州亡則內地之日本勢力更盛,大好神洲恐將變為島夷之殖民地矣……[35]。而同時,他對日本當權者的批判十分準確,而且文筆辛辣,例如他說:「……島國(日本)之民受海潮之衝擊,其人必狡而易遷。……蓋其歷史上本無獨立之價值,侵略而勝則肆其兇淫之野圖,爭鬥而敗則又曲盡其諂媚之態。日本之強也以此,日本永無大國民氣度也如此。[36]……嗚呼,日人以一小國,而欲求擴張其國力於世界,於是以聯合者(英國)為侵略之手段,以維持實業者為發展國力手段之方針,日人之用心苦矣[37]。而值得留意的是,在研究戴季陶的日本觀時,我們要了解到,他十分了解日本一般平民的處境,而他亦了解到日本平民與日本當權者的特徵及立場均有所不同,所以在《我的日本觀》中,他集中批判的,只是日本的當權者,而不是日本所有人民。而中國人民仇日的情緒[38],是因為日本當權者對中國的政策,是不是來自日本民間[39]。這一點,使戴季陶對日本的批判變得公允,不會出現「一竹竿打一船人」的現象。

 

        《我的日本觀》全文分為六部份共十二段。全文的第一段為第一部份,戴季陶在這段指出中國人研究日本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尤其研究日本人的性格、思想、風俗習慣、國家和社會的出處、生活根據是什麼。在此段,戴季陶說出研究日本的原因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40]而在研究日本時,中國人亦不應該以輕視日本的思想去研究。

 

        第二及第三段為全文第二部份,說及有關日本人的國家觀念的觀察。自古以來,日本人的國家觀念與神教是分不開的。日本人相信,他們的國家是由神創造出來,皇帝是神迪直系子孫,所以皇帝是「萬世一統」,而君主的權力是源於神,即「君權神授」。而這種思想,到現在仍然支配著當權者的思想。戴季陶指出,日本在科學上,的確是很文明及進步。然而,日本到現代仍然擺脫不到發源於有文字時代前的「神國觀念」、「君權神授」論及「萬世一統」的思想。相對於中國在孔子時代[41]已經打破傳統的鬼神迷信。日本的思想,是十分落後及幼稚的。戴季陶在該段,以教他的法學老師筧克彥為例子,他說:「……論他的學問呢,的確是很淵博,而且以前他和我們講究法學的時候,他的思想確是很進步的。後來一點一點向迷信一面走,近來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是神話。聽說在法科大學上講堂的時候,開講前要閉著眼合著手,對他幻想中的祖神表一番敬意,講完了的時候亦復如此。」[42]由此可見,到了20世紀早期的日本人,就算在知識上有多麼的進步,但他們仍然擺脫不了人神間的迷信思想。

 

        至於第四段至第六段,為全文第三部份。這部份說及了日本封建時代的階級思想、武士階級的特性及這些特性如何影響到明治維新時當權派的政治思想。在該部份,戴季陶在第四段首先指出,由日本封建時代的社會階級來看,當時的農民不可以有姓氏、農民、賤民[43]階級不能有自己的人格,武士階級可以為了試一試自己的新刀,而隨便找一個人去殺。以上種種均顯示出封建時代的武士「同胞觀念」很薄弱。幸而,到了明治維新時,由於板權退助的民權運動,令日本人脫了封建時代武士階級這種好殺、殘酷性格。可是,明治時代的日本統治者,大多出身自封建時代的武士階級,他們隱藏了武士的性格,所以「同胞觀念」依然薄弱。戴季陶指出,日本人仍然不脫神秘迷信,再加上隱藏了武士的性格。因此他說:「……日本學者雖然有許多附會,許多的粉飾,但是如果從日本史藉裡面,把中國、印度、歐洲的文化通同取了出來,赤裸裸的留下一個日本固有的本質,我想(日本)和南洋的土番差不多。……[44]而在第五、六段,主要說明了武士階級的生活條件、責任、「輕生死、重然諾、尚意氣」的武士特性、保存家系努力(即種族保存)的殘酷奮鬥精神、復仇精神、神權迷信等東西,如何令日本人當權者遺傳了缺乏「同胞觀念」、階級服從性強、對外的競爭心強的特徵;至於日本藩主及武士階級透過他們擁有的特權如政權、兵權、土地所有權、學問權,去壓迫農民及商人階級。同時,由於商人階級在卑劣的地位及壓迫下,令他們承繼了「町人根性」,養成了卑劣的性格。戴季陶在這部份說明武士及商人特性的目的,是希望人在研究日本時,對日本的掌握得更加好,藉此洞悉到日本當權者為什麼實施侵略性的對華政策。正如他說:「……(日本當權者) 「同胞觀念」缺乏,階級服從性強固,對外的競爭心熾熱,種種性格都是以這種歷史的民族心理遺傳下來。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一種事實,現代的研究就容易多了。[45]

 

        而全文第四部份在第七段至第十段,這部份說明了明治維新是由武士階級主導;並分析了明治時代政客、財閥的根本本性;以及日本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及官僚政治三者間之關係。戴季陶在第七段,由政治思想上觀察明治維新,他指出了推翻幕府、恢復皇政、以及明治維新等活動,都是上一部份所說的武士階級[46]獨佔的。因此,在明治維新時種種思想,包括「征韓論」、「開國進取」的主導者,並不是由一個藩、一班學者、所有日本人所主導。而真正主導的,是缺乏「同胞觀念」,階級服從性強,對外的競爭心熾熱的武士階級,即是明治時代的當權者。而從工商的角度上觀察明治維新,可以知道左右明治時期政局的人,主要是財閥,即是封建時代的商人。由於封建時代的商人長期生活在社會最卑賤的階層,因此他們的人文素質十分差,沒有什麼道德可言。所以人們稱商人的特性為「町人根性」。明治時代的財閥,也遺傳了封建時期商人的「町人根性」。在明治時期,由於商業發達,政府的「殖興產業」方針令封建時代「武士」及「商人」階級結合起來,即是政府和財閥結合,做成了官商勾結的情況。戴季陶指出例子:「……大倉喜八郎(一位御用財閥的領導人)本來是一個極窮的「素町人」,忽然發起幾千萬的財來,這是靠甚麼?不用說是靠做政府的買辦發財了。[47]。在文中第九段,戴季陶以「山城屋事件」及「尾去澤銅山事件」為例[48],說明了當時官商勾結的情況。並說明了官僚的「官僚政治」、軍閥的「軍國主義」,與財閥的「資本主義」其實是分不開的。因此,戴季陶說:「……沒有資本主義的人物不維持軍國主義,也沒有軍國主義者反對官僚主義的。[49]。到了第十段,則論述政黨政治本為民權運動下的產物。但在日本,由封建時代的武士階級組織起來的政黨,變成了軍閥、官僚、財閥等當權派的樂園。這令到原屬的武士階級的軍閥及官僚,被商人的「町人根性」同化了。

 

        而全文第十一段為本文的第五部份。戴季陶在這部份,以前部份對日本當權者的分析,去推測日本在不久將來的發展。戴季陶認為,軍閥及財閥的實力開始從高處降下來,所以他不看好由軍閥、財閥及官僚而成的日本政黨政治。而他亦相信,由於由穢多、非人變為平民,再變為工人的平民,其生活依然被財閥壓迫。所以他推測,平民在獲得一定有關民權思想的了解後,平民會發起社會運動,甚至革命。因此,他推測日本會成為由「神」的年代變成「人」的年代;由「武士、町人」時代變成「工人、農夫時代」[50];由「軍國主義」時代變成「民主主義」時代、由「資本主義」時代變成「社會主義」時代。最後,他奉勸日本平民,不要被由軍閥、財閥及官僚所控制的政黨誤導,誤以為他們真正支持民權運動。

 

        全文最後一部份為本文的末段。戴季陶指出,中國人對日本錯誤了解,誤以為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只是日本元老派的軍人,甚至是全體日本國民的錯。事實上,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政策的責任,只是當權者的責任,即是得勢力軍閥、財閥及官僚的責任。而平民,甚至失勢的武士、浪人,本身亦是受這班當權者壓迫,所以平民對此沒有責任。而基於這個原因,戴季陶這樣說:「對華的侵略政策並不是日本的農夫工人責任,是政治上產業上特權階級的責任。侵略政策的結果是什麼?就是造成壓逼多數人的勢力。唉,愛國,我們固然反對這日本的特權階級;愛人,我們也應該反對這日本特權階級。他(農夫工人)大多數以來沒有插過雙刀、做過御用商人的日本人,到底還是中國的好朋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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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的日本觀》一文中,戴季陶了解日本的當權者及平民,因為歷史地位的不同,而發展出不同性格及特徵。所以他對對日本的當權者及一般平民[52]的觀感不同。首先,對日本的軍閥、財閥而言,他直言他們是出於封建時代的武士、商人階級。他們雖然是在科學文明上進步了,但論其根本性格,軍閥、財閥大多也遺傳了武士的鬼神迷信、缺乏「同胞觀念」、階級服從性強、對外的競爭心強的思想。所以他們根本的性格其實文明水準很低,與南洋的土蕃差不多。而明治時代的財閥,遺傳了封建時期商人的「町人根性」。更甚者,明治維新時期,商業發展迅速,令財閥的影響力可以影響到政府的政策,因而與軍閥、財閥互相勾結,成為了當權者的一部份。令到本為武士的軍閥、財閥也沾染了商人的「町人根性」,使當權者的根本性格變得更加卑劣。而亦由於當權者的根本性格,所以他們對中國實行的侵略政策,亦是基於此原因。所以在戴季陶眼中,日本並不是什麼文明的國家。而從他經常以在日本用來罵人的「町人根性」,以及數段前所述的:「島國之民受海潮之衝擊,其人必狡而易遷。」等辛辣的文句去形容日本的當權者。我們可以知道他是十分不屑、鄙視及痛恨日本的當權者。而他亦認為日本的當權者,應為執行對中國的侵略政策,負上全責。

 

        而他對日本的平民,則持正面及友善的態度。他指出,封建時代的飽受壓迫的賤民階級,雖然在明治時代獲得「平民」這個社會地位。但是這些平民在明治時代成為了農夫、工人階級後,依然飽受缺乏「同胞觀念」的當權者,尤其財閥壓迫。令到民間掀起了一些民權運動,使民權思想在平民階級中萌芽。在戴季陶眼中,日本的農民及平民是友善的[53],他們也是包受日本當權者壓迫的一。而這班有民權意識平民,會在成熟的時機時發起社會運動,甚至革命。屆時,日本的當權者會是這些平民,平民主政時代會正式來臨。屆時,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亦會同時成為日本的主流。從以上所見,戴季陶認為日本的是善良,而且是有民權主義思想。而這樣的日本人,亦是中國人的好朋友。

 

        總言之,戴季陶的日本觀,不是以主觀的角度去批評整個日本民族。他是經過自己的日本經驗,加上透過歷史發展的分析及研究,追溯出要為日本對華侵略政策負上責任的,是由封建時代武士、商人階級演變出來的,在明治時代起成為當權派的官僚、軍閥、財閥的的當權派,而不是由封建時代賤民、農民、工人演變出來,在明治時代起成為平民的人。戴季陶對明治時代的當權派充滿憤恨及鄙視,反之,他認為日本的平民十分善良,而且有民權主義意識。所以他對日本的平民在未來在政治及社會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充滿期盼及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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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觀而言,孫中山及戴季陶均有不同的看法。這是與他們在早期有不同的日本經驗、個人的性格及政治的智慧有所關係。在此我們可以把他們兩人作出比較,透視他們的日本觀有所不同之原因。孫中山第一次到日本的目的是逃亡。到了日本後,他透過日本友人菅原傳,認識到很多來自政界、財界、軍界、學界、以及一些大陸浪人,而這些人大多是認同他的革命觀念的。戴季陶第一次前往日本的目的是留學,他在日本期間苦練了一口流利日文,而且因為他性格比較外向,因此他結識了不少來自各階層的日本人。這個不同之處,使戴季陶對日本人的認識不會只侷限於某一個階級、某一種思想的人。因此他對日本人本性認識較孫中山更為全面。

 

        而在個人性格及政治智慧方面,從《大亞洲主義》的演講中,我推斷孫中山是一名善於理論的理想主義者。但他的政治智慧不足,往往未能了解其他政客在作一個決定時的動機。例如他在與桂太郎[54]會面,以及日後「聯俄容共」[55]的政策便可以突出到這一點。而他亦在不了解日本當權者的想法下,仍然努力地在民間宣揚他的《大亞洲主義》理論,對日本當局仍然。結果,《大亞洲主義》雖然在民間大受歡迎,但也沒有被日本的當權者聽下耳,使他的努力是半功倍。這點他於另一位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在1919年提出成立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美國總統威爾遜[56]十分相似。另外,從他在《大亞洲主義》中說:「…… 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他顯然不太了解,表面上帶有民主色彩的政黨政治及選舉,實質只是假象。而他亦不了解日本的政策只是由軍閥、官僚及財閥合成的當權者操控,一般日本國民對此毫無影響力。反之,戴季陶是一名聰明絕頂的政治家,首先,他把日本國民分成當權者及平民,進而從封建時代起,分析出日本的當權者,是由封建時代的武士、商人階級組成,他們遺傳了這些人鬼神迷信、缺乏「同胞觀念」、階級服從性強、對外的競爭心強及「町人根性」。反之,他分析出日本的平民,是由封建時代的農民、工人及賤民階級組成。這些平民飽受當權者壓逼,但他們大多是善良、而且有民權思想。因為有這樣的分析,令到戴季陶認為日本當權者應就他們實施對華侵略政策負上全責,而他對日本的當權者亦完全沒有任何寄望,只有討厭、鄙視。相反,戴季陶認為日本的平民,不但在日本對華侵略政策上沒有責任,而且他們是中國的朋友。戴季陶寄望這些具有民權思想的平民,會在適當的時候,發起由下而上的民權運動,甚至革命,令日本成為帶有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平民主政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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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從歷史的發展去看孫、戴二人的日本觀,我們可以更了解他們兩人日本觀的是切合現實。首先,本人認為先看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近似「中日、泛亞同盟」,而令亞洲強大的構思,這種構思其實是一種很優越,而且很進步的思想。可是,以歷史的發展去看,由田中義一在1928年的「東方會議」到1945年日本戰敗的期間,日本矢志以侵略及佔領中國以及亞洲各地為手法,去成立由日本作為主宰的「大東亞共榮圈」,因而令到亞洲陷於長期戰爭的局面。同時,歐洲各國在亞洲的殖民統治勢力仍然很穩固,而且亞洲人民的知識水平仍然在低水平。所以令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在這個時代,完全沒有生存的空間,而且無人問津。到了戰後,雖然歐洲殖民主義者逐漸淡出亞洲,但冷戰爆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在亞洲以及全世界均處於對立局面,所以《大亞洲主義》仍然未成為風氣。最後到了冷戰後的1990年代,亞洲各國因經濟交往日漸瀕繁,實踐《大亞洲主義》的機會出現了。例如現在的中國、南韓及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組織」(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57]的各種合作[58],正是類似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的思想。然而,現在日本在領土問題上的所作所為,經常挑起了中國及南韓的反日情緒,為亞洲合作蒙上了陰影。總言之,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思想是很進步的構思,可惜他在不適當的時候提出此思想,令這個構思在當時無人重視。到了七、八十多年後的今天才被人改頭換面後出現。

 

        相對之下,戴季陶對日本人的大部份看法,從《我的日本觀》的寫作年代到現時仍然是準確。戰後,天皇被迫「人間化」。戰後的政黨如自民黨等,均是由封建時代長州及薩摩兩藩出身的軍閥、明治時代之財閥、軍閥、官僚的後輩組織而成。所以戰後的日本政客,他們與財閥的關係依然千絲萬縷,令黑金政治、貪污等事件經常發生,一些首相如田中角榮、竹下登亦因貪污而下台。到了現在,日本政府除了不肯就對華以及亞洲各國的侵略行為道歉外,政客經常前往供奉東條英機等日本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此外,日本政府還企圖篡改歷史教科書的內容,向日本國民掩飾日本侵略亞洲的事實。而且還在領土問題上,經常對中國及南韓作出挑釁行為[59]。至於在爭取國際地位方面,日本到今天仍然有「脫亞入歐()」的思想,並甘願作為美國的鷹犬。由此可見,戴季陶指日本當權者鬼神迷信、階級服從性強、對外的競爭心強及「町人根性」的特徵,仍然可以在現在的日本政客身上找到。所以我認為,他對日本當權者的分析十分準確,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準確無誤。

       

        而從基於戴季陶認為日本當權者應負上侵略中國的責任。因此,戴季陶勸喻中國人要反對的是日本的當權者,而不是全體日本人民。可是,從戴季陶生存的年代到現在,中國人反日時仍然不只是反對日本當權者,而且還反對全體日本人民。例子如20047月,中日兩國在北京舉行的亞洲盃足球賽結束後,中國的球迷向日本對的座駕摘石。另外,三日前在深圳及成都發生的反日遊行隊伍毀壞日資百貨公司等事件。均反映了造成了中國人在反日時,往往在分不清其反對的目標,以及誰人應附上侵略中國的責任。

 

        另外方面,戴季陶過於高估日本平民的力量。他寄望由平民發起,由下而上的民權運動,甚至革命,能令日本成為帶有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平民主政的國家的希望,通通都沒有實現過。從日本現在來看,雖然日本的民主進度的確有所發展,平民可以透過選票對政府造成施政上的壓力,但由於當權者仍然有主宰的地位,所以日本與西方的民主主義仍然有一段距離。而社會主義在過去五十年,在日本毫無市場。反之,資本主義成為了主導的地位。總言之,本人認為戴季陶指日本平民是善良、有民權意識等,是正確的。但是,他的確是高估了平民的力量,而且還低估了當權者的主宰能力。

 

       

        最後,值得深思的是。戴季陶長時間作為孫中山的機要秘書,而孫中山在得到這位聰明絕頂的「日本通」協助下,為什麼還看不清楚日本當權者的特性,而且還對日本當權者抱有不切實際期望呢?而為什麼戴季陶在孫中山逝世後,才去批評他對共產黨的政策,而不在孫中山在世時,以機要秘書的向他直接作出批評呢?這是不是他們兩人的關係未如外界想像般親密,還是由於孫中山與戴季陶本身性格的問題,抑或他們因為分別是為國民黨內的左右兩派,所以有不同的政治考慮呢?以上一連串的問題,雖然不是本文的研究範圍。但作為研究歷史的人,應該要去思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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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戴兩人在日本觀的角度上,其實各有值得後世參考之處。例如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演說中有關中日、泛亞合作;以及戴季陶在《我的日本觀》一文中,對日本的當權者及平民根本本性的研究。而我們亦可以從歷史的發展,分析到孫、戴兩人對世局的前瞻性有什麼獨到之處。所以,他們兩人的日本觀,對我們了解當代的日本以及中日關係,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參考書目:

陳天錫:<<戴季陶先生的生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

王更生:<<孝園尊者:戴傳賢傳>>台北:近代中國怵出版社,1978年。

林金莖撰;黃朝茂、葉寶珠譯:<<戰後中日關係之實證硏究>>台北:財團法人中日關係硏究會,1984年。

戴季陶:<<日本論>>,台北:故鄉出版社,1987年。

簡笙簧、侯坤宏編:<<戴傳賢與現代中國>>,台北:國史館,1988年。

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李雲漢、王爾敏著劉真編:<<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正解>>台北:台灣書店,1999年。

黎潔華:<<戴季陶傳>>,廣州:廣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


 

[1] 「大亞洲主義」是孫中山於19241128日在神戶高等女校對神戶商業會議所等五團體的演講。轉載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等編:<<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等印行)1965年,第八章,頁306-312

[2] 原文載於191981日的「中外日報」第1卷的1號,轉載於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1909-1920>>(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923-949

[3] 菅原傳(1863-1937)為孫中山首位認識的日本政治家,他們於1894年在夏威夷認識。菅原傳為自由民權主義者,並且有求改革之心。

[4] 1896年,港督威廉羅便臣(Sir William Robinson)以妨礙地方秩序及治安為理由,下令把驅逐孫中山出境。

[5] 孫中山在倫敦被清政府駐英國公使館誘捕,企圖把他押解回中國。但後來由於孫中山的老師康得黎(Sir James Cantile)協助下,此事在英國被公開,而且引起了極大回響。最後,清政府被迫把孫中山釋放。此為「倫敦蒙難」事件。

[6] 由徐子休(徐炯)於成都江南會館成立,目的是供欲留學日本但不能入讀東文學堂的學生而設。詳見王更生:<<孝園專者-戴傳賢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78年。頁7

[7] 服部操通曉漢學,他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其父為知名的漢學家。

[8] 1913年宋教仁被暗殺後,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並把孫中山、戴季陶、黃興等人列為通緝犯。

[9] 另一本為美國人潘乃德(Ruth Benedict)1946年所著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書。

[10] 「大陸浪人」是在日本幕府時代失去了俸祿,離開主家後到處流浪的武士。

[11] 宮崎滔天(1871-1922)出生於下級武漢家庭。他本身為自由民權主義者,由於他對孫中山的革命抱負十分敬佩,所以他十分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1900年,他參與了「惠州起義」,起義失敗後,他更充當流浪藝人以維持生活。1902年,他編寫了《三十三年之夢》一書,宣揚了孫中山的革命事蹟。他更多次為同盟會購買軍火,並拒絕日本警察首長的收買。

[12] 梅屋莊吉(1868-1934)出生於商人家庭,1894年到香港開設照相館,在18951月結識孫中山。兩人見面後便一見如故,縱論天下大事。他極力協助孫中山籌備多次起義,以尋找軍火經費為主要工作,而他更個人捐款予革命軍。在1912年,他支持孫中山的討袁運動。他更在1915年促成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事。

[13] 犬養毅(1855-1932)為自由主義者,後來出任日本首相。但在1932年的「五一五事件」中,於首相府被激進份子槍殺。

[14] 平山周(1870-1940)為大陸浪人,他很支持及關心孫中山的革命運動。

[15] 謝健(1883-1960)1908年留學日本,民國成立後,曾為戴季陶的幕僚,並長期在考試院任參事。他亦曾出任推事、檢察官、法庭庭長、縣長等職。

[16] 胡政之(1889-1949),一生從事報業工作,早年留學日本,民國期間在上海<<大共和>>日報工作,1919年前往巴黎,採訪巴黎和會,是唯一一位中國記者到巴黎採訪巴黎和會。1926年與吳鼎昌等合力接辦<<大公報>>,其後更令<<大公報>>成為全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其後他當選國大代表,二次大戰後來到香港,主持香港<<大公報>>的工作。

[17] 在日本,戴季陶曾經與朝鮮李朝的一位公主交往,並與對方訂婚,但對方在訂婚數天後,便與戴季陶斷絕聯絡。

[18] 據胡漢民憶述,宮崎滔天及萱野長知指出,當戴季陶作演說時,他的日文說得比日本人還要好。詳見黎浩華、盧葦:<<戴季陶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4

[19] 孫中山:<中日須互相提攜>,載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等編:<<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等印行)1965年,第八章,頁64

[20] 同上。

[21] 王爾敏先生對《大亞洲主義》的題解有簡單而清楚的論述,詳見李雲漢、王爾敏著;劉真編:《中山先生民簇主義正解》,台北:台灣書店,1999年。頁258-259

[22]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等編:<<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等印行)1965年,第八章,頁306

[23] 孫中山:<大亞洲主義>,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等編:<<國父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輯委員會、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等印行)1965年,第八章,307-308

[24] 「王道」即是以德服人。《孟子•公孫丑上》解釋行「王道」的原因是因為:「以力服人者,非心想也,力不膽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25]同上,310

[26] 同上,頁311-312

[27] 如胡漢民。

[28] 如中村哲夫(神戸學院大學人文學部歴史情報論領域所屬教授)、陳錫祺(國際知名的孫中山研 究專家)

[29] 1919年的「巴黎和會」中,日本和列強進行了一連串的秘密外交後,列強容許承繼了德國在中國的利益及特權。此舉激起了中國各界的憤怒情緒,因而再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

[30] 如俞辛(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

[31] 俞辛焞: <孫中山對日態度再認識>,《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594

[32] 俞辛焞:<孫中山與桂太郎>,《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558-559

[33] 桂太郎在會面後不久便下台,令到日中提攜的理想未能落實。

[34] 日本政府對他訪日的態度冷淡,而且婉拒他前往東京。詳見劉曼容:<1924年孫中山北上與日本的關係>載於廣東省孫中山研究會編:《孫中山與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4)。頁788-789

[35] 戴季陶:<日韓合邦與中國之關係>,原載於191085日《中外日報》,轉載於桑兵、黃毅、唐文權編:《戴季陶辛亥文集, 1909-191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頁32

[36] 戴季陶:<日本人之氣質>,原載於19101017日至20日《天報》,轉載於同上,頁177

[37] 戴季陶:<日英美之新條約 東洋之緊急風雲>,原載於1911415日《天報》,轉載於同上,頁686

[38] 主要源於在朝鮮、台灣、「二十一條」條款及山東問題。

[39] 戴季陶在<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對華政策>一文中指出:「中國留學生所以排日者,其原因不在日本之社會,而是日本政府對我國之方針……」詳見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 1909-1920》,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813

[40] 戴季陶:<我的日本觀>,原載於《建設》第一卷第一號,詳見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 1909-1920》,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924

[41] 即公元前約551-479

[42] 同上。頁924-925

[43] 賤民即是「穢多」、「非人」

[44] 41。頁930

[45] 同上,頁932

[46] 武士階級還包括了「浪人」。

[47] 44。頁938

[48] 詳見同上,頁938-939

[49] 同上,頁939

[50] 即是「平民時代」

[51] 同上。頁959

[52] 即農夫、工人

[53] 詳見戴季陶:<資本主義下的中日關係>,原載於1920717日,《民國日報》,轉載於唐文權、桑兵編:《戴季陶集, 1909-1920》,(武昌: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1283

[53] 即公元前約551-479

[54] 桂太郎在1913年以日本首相身份與孫中山的就「中日合作」會談,很大程度上是基於維持日本在華的固有利益,才會這樣做。

[55] 孫中山未能了解到,蘇共是企圖鞏固共產勢力在中國的基礎,才會與國民黨合作。

[56] 威爾遜(Woodrow Wilson, 1856-1924)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普林斯頓大學校長。他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戰因秘密外交、軍備競賽等所致,因此在巴黎和會提倡「新外交」,力言公開外交、集體安全、國際社會共同協力消弭戰爭、民族自決、成立國際聯盟等原則。但由於各國領袖各壞鬼胎,加上美國國會否決了加入國際聯盟。所以令國際聯盟起不到真正的作用。

[57] 由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十國組成。

[58] 例如中國在200411月與東盟簽署的《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

[59] 日本在與中國有領土紛爭的釣魚台問題上,日本政府容許日本人「租用」釣魚台,而且把釣魚台的燈塔管理權收為國有。而日本在與南韓有領土紛爭的獨島問題上,日本政府推出了「竹島」(日本把獨島稱為「竹島」)的風景郵票,以示主權。